中国模式
China Model
“中国模式”，也有人称之为“中国道路（China road）”或“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特指中国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引起全球的关注，于是“中国模式”的说法在国际上很快流行开来。普通人多说“中国模式”，经济界人士则多用“北京共识”。最初提出“北京共识”的是《时代杂志》原资深编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开办的咨询公司基辛格事务所（Kissinger Associates）的副总裁拉莫（Joshua Cooper Ramo）。他认为“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一种替代选择（alternative），前者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而后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倡导的、适用于市场的（market-friendly）政策，“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寻，也可以说是对于在西方模式基础上形成的现有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挑战。
“中国模式”是指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也可以指走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强调和平、公正和高质量、高速度的经济增长（equitable, peaceful, high-quality、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也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中国模式”在发展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高度关注，但或许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模式”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意义还未得到广泛的承认。其实，中国在政治治理方面也有具有自己特色的改革，例如建立了一种可称为“选拔加选举（selection plus election）”的干部制度：这是一种基于政绩（achievements in one's official career）和民众认可（public recognition）的制度，经过竞争激烈的遴选（select）、内部评选和形式多样的小规模选举，许多有才干的领导人得到了晋升。中国继承了中国儒家贤人政治（virtue politics）的传统，在各级政府里全面推行了选贤任能的制度。地方官员的政绩评审包括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发展经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项目。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迅猛崛起与这种选贤任能的政治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政治治理，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具有韧性（tenacity）和活力。十八大当选的新一代中国领导班子和他们的成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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